原先是天津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后升至部门主管，现在北京一家保险公司做业务员。1990年到1996年，常征经历第一次婚姻。1995年，常征的一个朋友出国，临走前托付他照顾怀孕的妻子丁纬。1996年秋天，常征离婚，与丁纬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2004年春天，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丁纬拿走了家里所有的钱，并向常征提出离婚。受到打击的常征辞去了天津的工作，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同样的做保险的工作，一切从头开始。
安冬手记：
记得有一次我接热线，一个读者打进电话来指责我没有“是非观”，她问：那些婚外恋有什么可写的？那些破坏别人家庭的女人有什么可同情的？那些不知道珍惜婚姻的男人有什么理由让他们倾诉？那些……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种指责，我只是觉得每个人都抱有自己坚定的“是非观”，而这些不同的“是非观”也就决定了不同人的生存状态，或者说不同的欲望。我可以说，如果换了我，我会如此这般……人家同样可以说：你怎么这样啊？傻不傻？
“谁比谁精明？生活本身是最精明的。”常征坐在我对面，身上穿着还没来得及换下的工作服，手里端着一杯冰咖啡，很长时间才喝一口。他说这句话，仿佛参透了生活的本质。
这次采访，常征坚持在北京见面，他说他暂时还不愿意见到天津的家人、朋友，北京这个陌生的环境，让他感到安全，虽然这种安全感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换个说法，就是逃避。
常征的叙述很缓慢，他总要低头想一会儿，然后再字斟句酌地说几句话，仿佛他在一点点剥落伤痕，直到还原自己。这时我就有一种冲动，特别想知道他心里最原始的不经修饰的想法，例如，他离开第一个妻子时是什么心态？那么多年的夫妻真的说不爱就不爱了？当初面对别人对丁纬的风言风语，他真的就一点儿都不在乎？而这些问题，往往是一些男人刻意去回避的。
这么想来，表面的诉说与内心感受相比，又是多么的虚弱，而要把欲望碎片重新拼凑起来，又哪儿会那么容易？要不人家怎么说，在伤痛中成长，而成长依然伤痛。
我总觉得在感情问题上，谁吃了更大的亏常常是没法计算出来的。但总是有人给我计算我的是非得失，例如我第一次离婚时，有朋友就掰着手指头跟我说，丁纬不是一个安分的女人，玩玩可以，可是要做妻子，远远赶不上媛媛(我第一个妻子)。我不喜欢“玩”这个词儿，显得对人不尊重，但我第二次离婚后，还是有朋友讥讽我：被人玩了吧？
如果真要计算的话，我确实得不偿失，第一次离婚，因为内疚，我把房子和家里的所有存款都留给了媛媛和我们的儿子，两手空空地搬到了丁纬那儿。第二次离婚，是丁纬自己拿走了家里所有的存款，而房子也不属于我，因为当初买房子的时候，丁纬要求写她的名字，我没反对，那时我是一心一意想跟她过下去的。
其实我应该属于比较落伍的那种男人，30多岁的人了，还梦想着去追求什么有爱情的婚姻，而我的那些朋友，当初就告诉我：爱情和婚姻是两回事，都要计算成本，不能把自己搭进去。所以他们在外面该怎么交女朋友还怎么交女朋友，但把各自的家庭都维护得挺好，哪儿像我，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我以前挺瞧不上那些人，觉得他们怎么能那样呢？家里有个老婆，外面还有情人，对两个女人都太不公平了吧？但我跟丁纬离婚后不久，有一次在大街上碰到一个朋友，他和老婆孩子正开着车去逛街，他们邀请我一起吃午饭，在饭桌上看到他们一家三口那么亲热、那么体贴的样子，我心里很不舒服，当时我忽然很恶毒地想：如果告诉他老婆他在外面养着个情人他们还会这么亲密吗？当然想归想，这种缺德事儿我肯定不能做。
人倒霉的时候特别容易去想以前的生活。我现在真的算是跌到了谷底，虽然还是做保险工作，但不如以前好干，在北京我又人生地不熟，所以做起来很艰难，住得又不好，一间地下室，吃饭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用我妈妈的话说：我是越过越回陷。
是呀，以前我多风光。那时候干保险的人不多，我又是个比较机灵的人，所以每个月我拿到的保单最多，奖金也最高。我很早就买了一部手机，是大砖头的那种，拿在手里特有成就感。我和媛媛结婚后不久还买了一套商品房，朋友们都羡慕我，说我将来肯定是第一个买车的人。我喜欢车，这朋友们都知道，那阵儿我就跟他们说，再攒几年钱就买一辆捷达。可现在呢？别说捷达了，连养活自己都将就着。
对于我和媛媛的婚姻，我真是没什么可说的，她和其他称职的妻子一样，一边工作一边很精心地经营着我们的婚姻，如果非要挑出点儿什么来，就是她跟我母亲不太合拍，例如她爱干净，而我母亲认为差不多就行了，媛媛喜欢静，而我母亲喜欢热闹。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母亲搬来照顾我们，媛媛就更看不惯母亲的一些做法。母亲给孩子喂奶粉的时候，习惯先吮吮奶嘴试探奶的热度，媛媛跟母亲急了好几回，说这样不卫生，但母亲就是改不了这个习惯。母亲寂寞的时候，把几个老姐妹找来家里聊天，媛媛也不高兴。后来孩子稍大一些可以喂些饭菜，母亲也像过去的老人一样在嘴里嚼烂了再喂孩子，媛媛都快疯了，干脆给我下了一个通牒，不允许母亲动孩子的东西，说母亲脏。为这，我还跟媛媛大吵过几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