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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丽看来，她的婚姻已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地方。和丈夫之间巨大的性格差异，弥漫着的家庭暴力，都让她感到压抑甚至觉得窒息般的痛苦。可当她艰难地做出离婚这一抉择时，却遭到了来自家庭、亲人的强烈反对。巨大的压力让她承受不住，站在离婚与否的十字路口，她显得那般无助。

结婚时，我几乎还是个孩子

对一个女性来说，27岁是一个青春浪漫与优雅成熟并存的年纪，尤其在追求独立个性的今天，很多27岁的女性依然在单身中寻觅想要的幸福。我也是27岁，但这样的生活已经离我很远，11年前的那场婚姻匆匆结束了我的少女时代，10年前降生的女儿让我迅速变得成熟甚至衰老。几乎，在我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孩子时就已经走进了婚姻，这背后是一个家庭无奈而沉重的叹息。

我5岁那年母亲就病逝了，是身体同样孱弱的父亲靠着几亩薄地将我辛苦拉扯成人。可在我16岁那年，操劳过度的父亲也倒下了，病情之重连县城的医生都束手无策。姑姑们只好把父亲抬回了家，等待最后的时刻。可父亲怎么舍得就此撒手而去，他知道一旦他离开，16岁的我从此就成了孤儿。在父亲艰难的授意下，姑姑们很快为我订了门亲事，她们说只有我的终身有了依靠父亲才会安心。虽然很不情愿，但为了父亲，我还是答应了。

建华就这样走进了我的生活。他是邻村人，家中弟兄5个，他排行老幺，由于家贫，他愿意入赘我家。在我们生活的那个闭塞落后的农村，只要订了亲就是两口子，至于结婚证、结婚仪式并不被重视。所以，建华很快搬进我家，我们正式生活到了一起，在众人面前开始扮演夫妻的角色。

连最基本的了解过程都没有，可想而知当两人生活到一起后需要怎样的磨合。建华没有念过书，亦无太多见识，脾气还十分暴躁，进了门没几天，就为了一点小事骂人，吼得我一愣一愣的。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的行为非常粗鲁，比如吃饭时他好心把菜让给我，却经常是端起盘子就往我碗里赶，弄得满桌狼藉。如果我说不想吃，他就会瞪着眼睛吼：“喊你吃，你就吃，少废话。”但不管怎样，我明白这是建华心疼我的举动，所以总是对自己说要学会忍让和包容。甚至，16岁的我还经常幻想要用自己的温柔和爱慢慢将他改变。

一年后，我生下了女儿，为了给孩子上户口，我们托关系补办了结婚证。生活从此就被禁锢在那条既定的轨道上，辛苦地奔波、操持，哺育女儿。

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久之后父亲的病竟一点点好了起来，我在欣慰的同时也有些懊恼当初草率的决定，但已经没有更改的机会。

婚姻中，我无奈地迅速成长

迫于生计，生下女儿不久我和建华决定去外地打工，在外务工的日子里，我俩之间的差异越发明显。

记得刚到深圳时，我们借住在老乡那里，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催建华赶紧找个房子。可他却说：“我不管，我搞不好这些事。”想想也情有可原，他不识字，看不懂那些租房广告，于是我只好到大街小巷打听。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一个从未出过家门的小女孩就这般无奈地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终于安顿了下来，我和建华都应聘到一家工厂做工。那时的生活很苦，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却只能拿到几百元的薪水，除开生活费用所剩无几。于是，我又四处奔波找熟人、托关系，希望换个薪水高点的工作，可他却泼冷水：“瞎折腾什么？现在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后来，我终于得到了一份月薪过千的工作，建华却失业了。我鼓励他出去重新找工作，他不肯，依旧是那个理由：“我不识字，连招工信息都看不懂，怎么找工作啊？”无奈，我只好趁休息时间跑中介、到处看有没有招工信息，总算帮他找了份事做。

除了对待生活的态度，我们的性格差异也越发明显。我这个人比较开朗，喜欢交朋友，不论到哪都能和别人打成一片；而建华则完全相反，在深圳工作了几年，他竟没有一个知心朋友，连老乡都只有见面点头的情分。我看不惯他木讷、孤僻的样子，他更看不惯我见谁都热情相迎的态度。争执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本来就不太融洽的婚姻越发显得冰冷、生硬。

另外，建华对我的猜忌也渐渐暴露出来。2004年，女儿要上小学了，我们也回到了宜昌。回来后首先要面临的就是就业难题，宜昌不是深圳，岗位少，薪水也低得可怜，我费尽心力才在一家大娱乐城里找了份服务员的工作。其实，我也很忐忑，如果我在娱乐场所做事的消息传回老家，只怕会遭所有人唾骂。但我还是干了，只要行得正就不怕别人说闲话，这也是我劝说建华的理由。可他并不理解，他天天跟我吵、跟我闹，非要我辞工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