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日子过得好慢。就在挨打、挨饿和流浪中，几年时间过去了。2001年，我16岁，到了该办身份证的年龄。我想有了身份证，我就可以离开家，自己养活自己了。那天吃饭的时候，我刚一说想办身份证，妈妈就跳起来拽住了我的头发，“你办身份证干什么，就你那模样，做鸡都没人要！”

我逃到街上，摸着自己火辣辣的头皮，走进了海南经济报社。一位姓林的记者接待了我。第二天，我在家门口拦住了爸爸，说我想办个身份证，自己出去打工。我爸说户口都是在一起的，得拿着户口本去领身份证。他叫我明天到派出所等他。可是我在那里等了一个上午，也没等到他。我找到他上班的地方，当着别人的面，我大声质问他为什么要骗我。我说为什么你要我等你，你却不来？！我说你以前也是疼我的，但你听我妈的话打我，我到底怎样得罪你们了？你们既然不想要我，为什么还要生我？！”爸静静地不说话。终于他恼羞成怒，把我的那一页从户口本上撕下来，扔给我说：“你就是家里的讨债鬼，以后永远不要回家了！”看着冷酷的父亲，我拿出一瓶掺了老鼠药的水，我流着眼泪说，你们不是要我死吗，这样挨打受骂的日子，我其实早就不想活了！”我一口气喝光了瓶里的水，走了出去。

我在父亲上司的办公室里，给《海南经济报》那位林记者打了电话。他说要带我去省妇联。我说好的我现在过去找你。但走到楼下的时候，我就感觉腿开始软了。我战抖着打通他的电话，我说我不行了。那位记者哥哥焦急地问我怎么了，在哪儿？我说我吃药了，就在我爸的公司。说完这句话，我就躺在了地上。模糊中，我看到记者带着警察和“120”跑了过来。

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医院了。睁开眼，我看到了我最不想看见的那两个人。往日那个凶神恶煞的女人突然变成了另一副样子，她求我，跪下来求我，说她错了，以后保证不会再打我了，只求我别闹了。一看见他们我就叫了起来，我害怕他们再打我，我那时并不知道，事情已经惊动了社会，省妇联、市委的人都严厉批评警告了他们，他们是害怕被判虐待和遗弃才软了下来。

没想到，出院回家以后，一切又变成了原来的样子。只是他们不敢再打我。父亲在家的时候会盛碗饭给我，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就只有饿着。晚上我睡在大厅角落冰凉的水泥地上。听着他们在里屋热热闹闹地吃饭看电视。我就想，在这个家里，我算什么，我甚至不如一条狗。

我成了一个拉拉

我终于离开这个家了。为了吃饱饭，我做过保姆，推销过化妆品，在网通公司卖过卡，我甚至因为年幼无知卷入一个贩毒家族，在2003年7月被判了半年刑。2004年春节前，我刑满释放。出来的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我没有钱，没人疼爱，甚至没有可以出卖的美貌，我有的只是一个曾坐过牢的罪名和一大把不堪的回忆。我想，也许我真的是不该来到这个世上。

于是，我迷上了上网。在那个虚拟的没有打骂和歧视的世界里，我认识了姚。他高大、粗壮，是个开货车的司机。从小就不知道爱是什么滋味的我，很快在他温暖的诺言里沉醉。见面没多久，我们就同居了。在租来的小屋里，我每次算着他回来的日子，买好吃的东西煮给他吃。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幸福。

可是没多久，毫无经验的我怀孕了。当姚回来时，我把这消息告诉了他，他却没有丝毫的惊喜。他说这样年轻要孩子不好。我说那我怎么办啊，他说，等过几天吧，我忙完就陪你去做了。我相信了他，只是我不知道，这就是他跟我的告别。

他就这样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我一个人在那个小屋里傻傻地等他，我吃完了家里所有的食物，花光了他留下来的两千块钱，他依然没有出现。等我的表姐找到我的时候，我在那个小屋里已经饿了几天，而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六个月大了。

躺在冰凉的手术台上，当那把尖锐的钳子进入我的身体，我痛得浑身发抖，但我咬破了嘴唇，没有掉一滴眼泪，我就那样睁大着眼睛。我想我肚子里的孩子，那跟我一样被人当成垃圾的没人疼爱的孩子，就这样没了。我不恨任何人，也许，这就是我的命。

流产后那些日子，我的心情一片灰暗。于是我进了海聊，在椰子树聊天室，认识了梅姐。她是个教授，也是个拉拉。我们聊了很久，她给我讲了她的故事。她说，男人要的是你的身体，而女人给你的则是灵魂。女人和女人之间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这也许就是同性之间与异性之间的差别吧，梅姐的话让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亲情，有一个这么好的姐姐在我身边，帮助我、怜惜我，我感到踏实和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