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妹是湖北黄梅人，鞋匠小于的小老乡，今年19岁，居住在邻村的一幢出租房内，是我暗访时发现的迄今为止年龄最小的“二奶”。一般女孩子读大学一年级的年纪，她却已经让香港人包了3年，如今进退两难，不知何去何从。

走吧，毕竟和他有3年的感情。留吧，明明知道这只是一个温柔的陷阱，既没有做女人的尊严，更没有生活的明天。在一种无法诉说、无从解释、无可奈何的生存环境里，她不断忍受灵肉撕扯的煎熬，并愈来愈感觉到脚步的沉重与心灵的酸楚。

2月20日傍晚时分，在邻村阿妹家楼下的四川小饭馆，由我埋单，和阿妹、鞋匠小于吃饭聊天。这次聊天是住我楼下的鞋匠小于一手安排的。他见我独来独往，十分寂寞，便好心地介绍阿妹给我认识做朋友。阿妹身高1.55米左右，胖乎乎的，体重肯定超过55公斤，脸上还挂着稚气的笑容，就像是一位惹人怜爱的邻家小美眉。

“阿敏姐，你在深圳待了多少年？”她扬脸问我。

“8年。”

“哇，你肯定认识些人，帮我找个工作吧？”刚认识我不到半个小时，阿妹就央求我。趁着鞋匠点菜的间隙，她悄悄告诉我，大年初四她赶回老家打胎，被父母骂得半死。她也认为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决定独自找工，再慢慢与他自然分离。

我问她究竟怎么会走错路？阿妹盯着饭馆外来来往往的行人，眼中渐渐溢出泪水。

我很想嫁给他，就跟他不死不活地挨了3年。他是香港人，自己买了辆货柜车，跑单帮，生意并不太好。他跟老婆分居多年，有一个12岁的女儿。这些年来，他一直没有挣到多少钱。

他害了我。刚开始跟他时，他说自己在分居阶段，在香港的法律中，分居5年以上算自动离异，现在这种事情他提也不提。我想，他根本不会给我一个结果。

今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坐在床上谈心。他忽然看着我说：你也19岁了，在家乡如果有合适的男朋友，可以找一个，跟着我这个又老又穷的人，有什么意思呢？听完他的话，我心里很难过，眼睛很疼，想哭，可是我强忍着，我不敢哭，不敢在他面前哭，因为他多次说过，他最讨厌女人哭，女人的眼泪是会让男人倒霉的东西。所以，我将泪水一点点咽回到肚子里，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也就在今年春节前，我怀孕了。打电话告诉他，他叫我自己考虑。我心中很茫然，不知道怎么办？电话里，他直率地说出他的忧虑。他说：我没有给你名分，也没有钱，我不想让细佬仔(小孩)受苦，别人家的细佬仔过得那么好，比不上人家，我们自己心中都不好过。

我的眼泪哗哗地掉了下来，我知道，他不仅是无奈，内心也不想要这个孩子。我只好提出回家乡打胎，他给了我5000元。我回到家中，将孩子流掉了。

年后，他打电话叫我回来。我又问他，假如我再次怀孕了，怎么办？他好像很烦，重重地叹了口气说：以后注意一点，要戴套了。但是，真正上床时，他又好像忘了这件事。我害怕怀孕，不知道怎么避孕，他也从来不教我。

(一)

算起来，年纪轻轻的阿妹已经先后有两次被包的“历史”。

她家有六朵金花，这在农村，注定了受穷。她是家中的老幺。13岁出门闯世界，先后在江苏、浙江与广东珠三角一带打工，1998年春节过后来到深圳淘金。她是一个很孝顺的女孩，只要有点钱就寄回家去。

国内众多的媒体曾经告诉我们打工群体的进步：80年代求“生存”，90年代求“发展”。据我考察，在90年代，来自农村的打工妹们虽然被冠以“发展”的主体，但她们的结局不容乐观，她们仍旧生活在发展的边缘，随时可能沦为被抛弃的多余人。就像阿妹，她读书读到初中一年级，因家贫不得不中途退学，诸多大字不识，缺乏技能，在城市劳动力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很容易被抛弃。

在深圳，经过半个月的奔波，阿妹的松糕鞋底被削去薄薄一层后，工作还没找到，不得不答应去见见同乡女友给她介绍的那位香港老头。

老头看起来60多岁，在香港开运输公司，是个老板级人物，很有些钱。笑起来的时候，脸像一朵璀璨的秋菊。

怎么比自己的父亲还老？见面的时候，阿妹吓得缩头缩脑地拼命往后退缩。介绍人用身体挡住她的退路，劝她：你已不是处女，又没有钱，回家不也是一样要嫁人？天底下男人都是一样的。下回有年轻的，保证给你介绍。

阿妹口袋里只剩50元钱，留在深圳交不起房租，回家连路费都不够，钱包瘪意志也就不够坚强，只好点头同意。

老头见阿妹点头，很开心，乐颠颠地带介绍人和阿妹去酒楼吃饭，花了半个小时就吃完饭。嘴巴一抹，急如星火带着阿妹去租房。租房很神速，半个小时就租了一套二房一厅，再赶到村里的一家大型超市与家具城，买了沙发、衣橱、床垫、床架、床上用品、梳妆台、茶几、凳子，还有热水器、电饭煲、煤气灶与煤气罐，付了50多张百元大钞。等到商店把货品送到家中，打理完毕，已是凌晨2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