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的孙女士不知道丈夫这两年怎么了，他做出的事情，很多时候真让她觉得不可理喻。面对丈夫的易怒和暴躁，孙女士甚至这样说：“我只当作另外的一个自己已经死了，现在的这个自己是为两个孩子而活。”

孙女士自述：

温和的男人像变了一个人

我与他结婚已经14年了，生了两个小孩，女儿在上初中，儿子在读小学六年级。丈夫比我大5岁，他年轻时，人非常聪明，做事情也细心，脾气也比较温和，我一直都觉得很幸福。

丈夫的巨大变化是从前年开始的，他在一家公司做了五六年的行政经理，说白了就是给公司打杂的，在这个位置他一直没有升上去，工资几年来也没有任何增长，不上不下的，让他心里很是难受。

有时，我在家也会唠叨“没钱”之类的话，说现在油啊、米啊的这么贵，工资却不见涨。其实这并不是针对他，可他听了之后特别生气，觉得是我在找茬跟他吵架。看他这个架势，我连唠叨都不敢了，可是这并没有阻止老公的变化。

比如我好心劝他把烟戒了，他会很生气地跟我大喊大叫，一个温和的中年男子，仿佛突然变了个人似的。这两年，成了他大男子主义的爆发期，他自恃是一家之主，家里大事小事或者与他无关之事都必须 “通报审批”，如果哪件事没经他同意就做了，他肯定跳起来跟我吵。现在，似乎我做什么事他都不顺眼，打个比方，一个箱子，如果我横着摆了，他偏得让我竖着放，动不动就因为一点小事将我骂得一无是处。

伤心只能埋在自己的心里

我的父母年龄已经很大了，这些事不能告诉老人，免得让他们烦心；孩子又小，也不能让孩子知道父母之间很不好；所以，我心里难受只能采取一个字——忍，身边是没有人能够倾诉的。

我们已经分床而睡两年多，我知道这纯粹是因为他的生理问题，他在外面并没有搞什么婚外情之类的乱事。因此，我也十分关心他身体，前段时间他胃总是疼，我问他要不要煲汤给他喝，他的反应非常冷淡，“不用”两个字就把我打发了。现在我们在家，一天几乎说不上几句，至多说说孩子的事，然后就是“吃饭了，睡觉了”等无关痛痒的话。

有一个周末，东门搞促销活动，我和同事在外面逛街，晚上10点多才回到家。他看我这么晚回来，气得不得了，说我连孩子都不管，只顾自己快活。其实，这一年来，我没逛过几次街，这次是看着商场打折才心动，决定给自己和他添置些衣物。可他却认为，我做的一切都很无聊，衣服只要够穿就行了。

现在，我做任何事，都要先想想他会不会生气。说得严重点，我走在路上踩死一只蚂蚁，都会害怕他生气，因为他发火的样子实在可怕。我在想，难道男人也有更年期，怎么他现在与从前相比，差别会这么大？

唯一庆幸的是他很爱孩子

现在，让我惟一觉得欣慰的是，他还是很爱两个孩子的。他现在是典型的“不要母鸡，只要小鸡”的那种人。一个45岁的大男人对孩子好到什么程度，他会给女儿买橡皮筋扎头发，会每周末都带儿子去莲花山踢足球。

但是，孩子也是能看出我们之间的问题。有一天，女儿突然问我：“妈妈，你怎么会挑到我这个爸爸呢？”我说：“你们都已经这么大了，妈妈已经没有选择了。”我自己心里凄凉一些无所谓，但两个孩子天天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真不想让孩子知道我与他们爸爸之间的关系这么僵。

我曾经想过不再忍受他，与他离婚，但不忍让两个孩子失去完整的家。现在，我觉得没有一个人疼爱我，一方面我不想让父母为我心疼，另一方面两个孩子还不大懂得心疼妈妈。我只有盼着以后孩子大了，就有心疼我的人了。

高级婚姻家庭指导师、广东冠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侯林：

“阶级的压迫使男人不再阳刚，性别的压迫则使女人灾难深重。”恩格思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里写道。现代的个体家庭是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乃是以个体家庭为分子所构成的一个集体。今日，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丈夫须得谋生，赡养家庭，这就给丈夫一种无需有任何独特的法律特权的支配地位。婚姻中的男女关系自始至终存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那就是社会上一直流行的男性对女性的绝对支配观念.这便造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即男性处于控制地位，女性则处于被控制的地位。一方极力地想维护这种控制；而另一方则极力地想摆脱这种控制；于是，婚姻中便有了一种紧张的张力，这种张力达到一定程度，便以双方的分离而告终。

孙女士的丈夫并没有到进入更年期的年龄，但职场上的竞争与家庭生活重担的压力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心理造成影响。基于中国数千年封建礼教的制度化、定型化和心理定势化的影响，男人在传统上被看作是强者，在遇到不如意和困境时习惯于自己想办法去解决，加之男性并不像女性般在产生负性情绪时寻求倾诉和宣泄释放压力，所以性格和生活习惯也随着责任意识、忧患意识的增加而有所改变。当丈夫面临压力和失意时，最需要的是夫妻间的相互理解、安慰、互助。当一个人脆弱的时候，作为配偶应该给其鼓励和支持，帮助他(她)坚强起来，夫妻携手共渡难关。好夫妻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彼此要形成一个生活机制：让伴侣共同分享你的成功和苦难。